《读懂美联储》系列第 2/20 篇
1907年秋天，美国陷入严重金融恐慌。存款人排队取款，信托公司融不到钱，证券市场被迫抛售资产。最后站出来组织救援的是私人银行家J.P.摩根：他召集银行家查验资产、筹措资金，再决定救谁。当时的美国没有中央银行，全国流动性只能依靠少数私人金融家临时协调。
美国此前曾建立两家全国性银行，却先后放弃了这两次尝试。此后一个多世纪里，数千家分散的小银行要独自应付季节性现金需求和反复发生的恐慌。1913年建立美联储，并不表示美国突然接受了欧洲式中央银行；危机只是迫使各方接受一套彼此牵制的制度。
一、美国为何把中央金融权力视为风险
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争的是国家能力
独立战争结束后，美国债务沉重，联邦税收能力有限，各州的货币和信用状况又不相同。汉密尔顿主张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，用联邦信用管理财政、保管政府资金，并提供较统一的支付手段。对新政府来说，问题很实际：它必须让市场相信自己借得到钱、收得到钱，也能按时还钱。
杰斐逊阵营的担忧同样具体。宪法没有明文授权国会设立银行；金融权一旦集中，商人和债权人可能压过农民及地方社会。银行争论因此同时牵涉宪法解释、地区利益、阶层关系和国家能力。第一银行于1791年取得20年特许状，1811年未获续期。战争融资随即陷入混乱，第二合众国银行又在1816年成立。
第二银行通过广泛的分支网络约束地方银行过量发行票据，也承担财政代理和跨地区支付。但它越有能力，政治反弹越强。安德鲁·杰克逊把它视为未经选举产生的金融特权中心，否决续约，并把联邦存款移走。1836年特许状届满，美国再次没有中央银行。
银行越分散，风险未必越分散
此后的银行体系高度分散。许多州限制银行跨州，甚至限制州内分支，于是出现大量只有一个网点的银行。它们熟悉本地客户，却很难分散区域贷款风险。一场旱灾、铁路破产或地方地产下跌，就可能同时打击一家银行的资产和存款。
银行自行发行的票据还会因距离、信誉和兑付能力而折价。在外州收到一张银行券，未必能按面值花出去。私人清算安排和同业关系平时尚能维持，一到恐慌期，各家银行同时囤现金，网络很快就会失灵。
二、统一了钞票，流动性难题仍在
国民银行法修好了什么
1860年代通过的国民银行法建立了联邦牌照和全国监管，也推广以美国国债作担保的国民银行券。统一票据缓解了折价和真伪混乱，还为联邦国债增加了需求。美国由此得到更一致的货币形式，也多了一类受联邦监管的银行。
麻烦在于，银行券发行与所持政府债券挂钩，货币供给难以跟上季节性需求。农产品收获和运输季到来时，资金从东部金融中心流向内陆，短期利率上涨，纽约银行准备金变紧。若此时又碰上公司倒闭或市场传言，银行会为自保而缩贷，局部冲击便可能迅速扩散。
清算所曾在危机中发行临时凭证，财政部有时也调动存款。这些临时办法都无法代替一个稳定且预先得到授权的最后贷款人。国民银行体系统一了货币，却没有提供能在恐慌时迅速增加的弹性货币。
1907年之后，摩根式救市走到尽头
1907年，监管较弱且扩张很快的信托公司首先受到冲击。市场分不清哪些机构只是缺少现金，哪些已经资不抵债，于是干脆同时撤资。摩根召集同行查验资产、分配救援资金，并协调银行与财政资源支撑市场。救援避免了局面彻底失控，也让制度缺口暴露无遗。
私人银行家没有公共授权，更没有覆盖所有地区和机构的义务。救援又高度依赖少数人的判断、声望和财力，下一场危机未必还有同样的协调者。至于谁能获救、谁被放弃，当时也没有公开规则，公共稳定与私人利益很容易搅在一起。
危机后，国会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研究改革。欧洲中央银行可供参考，但美国政治仍不接受由纽约银行家主导的一家中央银行。
三、1913年的制度，是各退一步的结果
一场秘密会议，决定不了最终法案
1910年，政界和银行界人士秘密前往杰基尔岛讨论改革。会议保密，说明中央银行议题在美国有多敏感；讨论也确实为后来的法案提供了技术基础。但联邦储备法最终经过公开政治博弈、国会修改和威尔逊政府重构，不能写成几名银行家在岛上秘密创建美联储。
奥尔德里奇方案更偏向银行家自治。最终法律增加了公共监督，并设置多个地区储备银行来分散纽约权力。全国划为多个联储区，由地区银行向当地金融机构提供储备和贴现服务，华盛顿的公共理事会负责监督协调。会员银行提供法定资本，政府任命的机构掌握系统治理，这套混合结构就是妥协本身。
创立之初，美联储还不管失业率和2%通胀
1913年法案关注弹性货币、商业票据再贴现、银行监督和支付改善。今天熟悉的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目标，经过数十年才进入法律和政策框架。若用现代FOMC的任务解释创始法案，就会把制度起点读错。
美国当时真正比较的，是反复恐慌、私人协调和公共流动性这几种代价。12个地区、公共理事会和混合治理看上去很复杂，因为它要同时满足两项相冲的要求：中央力量必须足以处理危机，又不能被华盛顿或华尔街单方面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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