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政府每年收入超过5万亿美元,仍有接近2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。债务利息增长得比收入更快,正在吞噬减赤的空间。
据9月15日众议院听证会的相关快讯,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,将联邦赤字控制在GDP的3%以内,有助于偿还债务,对稳定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至关重要。
将赤字率降至3%,有助于让债务增长慢于经济增长,逐步减轻偿债负担。但只要支出仍超过收入,政府通常就需要继续增加借款。3%能否稳定债务,取决于经济增速;能否实现,则取决于规模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的增收与节支。
美国仍有能力修复财政,但必须让税收增长和支出约束落到预算上。美债利率能否持续下行,既取决于减赤承诺的兑现,也取决于改革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。
一、利息吞噬增收,减赤面临近万亿美元缺口

疫情应急支出已经退出,美国财政却没有回到疫情前的状态。
按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FRED发布的历史数据,2019财年联邦收入约3.46万亿美元、支出约4.45万亿美元,赤字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。2020—2021年,应急支出大幅增加,赤字连续超过2.7万亿美元。随着救助退出,缺口一度收窄,却没有继续走向平衡;2023年以来,又稳定在1.7万亿—1.8万亿美元附近。
| 联邦财年 | 财政收入 | 财政支出 | 财政赤字 | 净利息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2019 | 3.46 | 4.45 | 0.98 | 0.38 |
| 2020 | 3.42 | 6.52 | 3.10 | 0.35 |
| 2022 | 4.90 | 6.27 | 1.37 | 0.48 |
| 2024 | 4.92 | 6.74 | 1.82 | 0.88 |
| 2025 | 5.24 | 7.01 | 1.77 | 0.97 |
表中金额均为万亿美元,采用2026年4月更新的历史口径。
2019—2025年,收入累计增长约51%,支出增长约58%。更突出的变化是净利息:六年间增加约159%,占收入的比例由10.8%升至18.5%。政府每收入100美元,约有18.5美元用于净利息支出。
同期年度赤字扩大约7911亿美元,其中约5949亿美元来自净利息增加,其余约1962亿美元来自非利息收支缺口扩大。利息增加既受利率影响,也受债务规模影响;债务成本已成为修复预算绕不开的障碍。
2020年是一个对照。当年政府大幅举债,净利息支出反而下降,低利率暂时遮蔽了债务扩张的代价。此后,低息旧债陆续到期,较高融资成本逐步进入预算。今天的利息账单,包含了过去多年债务积累与重新定价的共同影响。
2025财年末,联邦总债务约37.4万亿美元,其中一部分由社会保障等政府账户持有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(CBO)记录的公众持有债务约30.2万亿美元、相当于GDP的99.4%,包括美联储持有的国债,更直接反映政府向市场筹集的资金。近期媒体报道的超过40万亿美元采用较晚日期的总债务口径,与上述公众持有债务的统计范围不同。
进入2026年,收入继续增长,但一些看似有利的收支变化,来自付款时间的错位。
财政部数据经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汇总显示,截至8月,本财年前11个月累计收入约4.845万亿美元、支出6.811万亿美元、赤字1.966万亿美元。收入增长3.29%,快于支出的2.20%,未经调整的赤字略有收窄。但CBO此前的初步月报估算,剔除付款日期变化后,同期赤字反而扩大约820亿美元。单月或累计现金流好转,尚不足以证明结构性减赤已经开始。
不同税种的表现也出现分化。CBO估算,前11个月个人所得税与工资税合计增加2390亿美元,企业所得税却减少960亿美元、降幅约25%。就业与工资仍在支撑税收,2025年税法扩大投资扣除,则使部分税收优惠先于增长收益体现。投资可能提高未来产能,眼前的财政收入却会先减少。
关税也未形成足以扭转预算的稳定增量。前11个月净关税收入约1670亿美元,与上年同期大致相当,退款抵消了部分征收。CBO在8月20日预计,2026财年净关税收入比2月基线低约2500亿美元;按截至7月31日实施的政策,2027—2036年累计赤字将比原基线增加约9000亿美元,包括额外债务利息。
与此同时,福利、利息与国防支出继续增长。CBO估算,剔除付款日期影响后,前11个月社会保障、Medicare和Medicaid合计增加1980亿美元,净利息增加1110亿美元,国防部军事活动支出增加约410亿美元。部分教育支出下降包含学生贷款成本重估,难以视为今后每年都能重复的节约。
工资相关收入增加形成的减赤空间,被税收优惠、关税退款以及福利和利息支出增长大幅压缩。CBO在8月已将2026全年赤字估计由2月约1.9万亿美元上调至约2.1万亿美元,主要原因是收入低于预期。
财政缺口持续存在,解释了贝森特为何强调3%。这个目标能否稳定债务,关键在于新增借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。假设上年债务为GDP的100%,名义GDP增长4%,维持债务率稳定所容许的总赤字约为当年GDP的3.85%;降至3%,债务率便会逐步下降。如果名义增长只有2%,稳定债务率所容许的赤字约为1.96%,3%仍然偏高。
**3%并非脱离增长条件的安全线,也不是债务本金开始净减少的分界线。**它的价值是减少新增借款,使经济总量有机会比债务增长得更快。
要实现这一目标,政府需要改善扣除净利息后的收支,也就是“基本余额”。CBO在2月预计,2026年净利息约占GDP的3.3%。在这一利息负担下,把总赤字压到3%,非利息收支就需要小幅盈余。若到2036年净利息升至GDP的4.6%,维持同样的总赤字目标,便需要约1.6% GDP的基本盈余。利息占比越高,留给其他支出的空间就越小。
按CBO对2028年名义GDP约34.67万亿美元的预测,3%对应约1.04万亿美元赤字。相对于剔除付款日期错位后的基线,需要改善约9160亿美元;使用未经调整的年度数值,差额约1.04万亿美元。两种口径均指向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的调整,约相当于这一时期全年非国防自主性支出的量级。
上述差额按CBO2月的中期基线计算,尚未计入后续关税与利率变化,也未计入改革可能带来的增长和利息节约。即便如此,其量级已远超削减若干行政部门开支所能解决的范围。
美国在1990年代曾做到大幅修复预算。1993—2000年,财政收入由约1.15万亿美元增至2.03万亿美元,增幅约75%;支出只增长约27%,财政从2551亿美元赤字转为2362亿美元盈余。
这段历史同时包含增税、支出约束、强劲增长和资产市场繁荣。1990年的预算改革引入支出上限与PAYGO规则,要求新增减税或强制性支出找到抵补资金,1993年的增收措施进一步帮助收窄缺口。收入追赶支出的幅度足够大,预算才由赤字转为盈余。
今天,老龄化支出、债务存量和利息负担都更重,国防投入又有扩张要求。重现1990年代的财政改善,仍需增收、支出纪律与增长共同发力,但可供调整的空间已经收窄。
二、预算改革决定长债空间,回购难替代减赤

减赤最怕一边节支,一边作出更大的支出和减税承诺。预算中必须留下实实在在的净改善。
CBO在2月估计,2025年预算协调法案即使计入经济增长反馈,仍将使2026—2035年累计赤字增加约4.7万亿美元,其中包含债务利息。即使经济受到提振,新增税收仍不足以覆盖这项法案的财政成本。
2027年总统预算提案也体现了政策取舍。CBO在6月评估,提案将使未来十年强制性支出增加约3510亿美元、国防自主性支出增加约2.4万亿美元、非国防自主性支出减少约2.6万亿美元。按这些取整后的数字,非国防削支几乎被其他增支抵消。这份预算请求没有收入提案,也未列出完整的赤字和债务预测,更接近支出优先顺序的重排,尚不能说明3%目标如何实现。
增收可以从扩大税基入手。限制低效率扣除、收窄豁免、改善征管,都可能增加收入。CBO估算,2026年税收优惠的规模约为2.6万亿美元,但这不是可立即征收的资金池:不同条款相互作用,取消优惠会改变行为,也会影响医疗保险、退休储蓄和投资,需要逐项评估。
关税能够贡献收入,却面临更窄且不稳定的税基。提高税率会改变进口行为,豁免、谈判和司法变化影响实际征收;进口成本上升还可能推高通胀与借款成本。财政不能同时假定进口大量被替代、进口税基又长期保持不变。
支出端则无法长期绕开大项。2025年强制性支出、净利息与国防自主性支出合计约占总支出的86%。若将这些项目全部排除在改革之外,余下预算很难填补持续的财政缺口。社会保障可以从缴费税基、待遇结构和渐进参数调整入手;医疗项目则需要改善支付激励、控制低效率支出。无论采取哪种方式,都涉及明确的分配取舍。
2026年受托人报告预计,养老与遗属保险信托基金储备将在2032年第四季度耗尽,持续收入届时只能支付约78%的计划待遇。这并非社保收入归零,而是既定待遇与筹资之间的缺口需要处理。越早通过渐进改革弥合缺口,越有机会避免到期时急剧调整。
增长能够缓解这些矛盾,但效果需要时间积累。CBO预计2027—2036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约1.8%。假设持续提高至3%,其他条件不变,三年后的实际经济规模约比原路径大3.6%,十年后约大12.4%。即使收入同比例增长,三年后对于约6万亿美元的收入规模,增收也只有2000多亿美元,仍明显小于接近1万亿美元的年度调整需求。
改善生产率、劳动参与和有效投资,能够扩大未来税基;更高投资回报也可能提高实际利率。更快增长未必伴随更低的融资成本。预算应先建立在可执行的增收与节支措施之上,再让超预期增长帮助加快减赤。
相比财政改革,近期扩大国债回购更容易迅速实施,但它主要解决市场流动性问题。
8月19日,财政部宣布把部分长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上限,从每次20亿美元至少提高至40亿美元。9月9日更新的计划,将9月10日10—20年期操作上限列为60亿美元。回购可以改善不活跃旧券的流动性、减轻交易商持仓压力,但这些是操作上限,并不等于实际成交额。
如果回购资金来自新发债券,政府只是调整了负债结构。以短债替换长债,可能减少市场承担的久期风险,也会增加政府对未来短期利率和滚动融资的依赖。
折价买回旧债同样不意味着获得了对应规模的财政利润。旧券折价通常因为票息低于当前市场利率;用成本更高的新债回购低票息旧债,需要比较未来现金流,不能只看注销的面值。债务管理可以改善融资条件,财政修复仍需要收入与支出的净变化。
要判断这些措施能否持续压低收益率,还需看长期利率由什么决定。
长期利率大体包含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平均值,以及投资者承担长期风险所要求的期限溢价。财政路径更可信、未来净融资需求更低,有助于降低风险补偿;若减赤同时减轻需求和通胀压力,市场预期的政策利率也可能下降。
但美债每天的涨跌包含多种驱动。截至9月14日,财政部日度曲线中的2年、10年、30年收益率分别为4.65%、4.97%和5.34%。相对9月8日,同口径分别上升26、17和9个基点,2—10年利差由41个基点收窄至32个基点。短中端升幅更大,说明这段抛售不能全部解释为长期财政风险上升。
通胀仍在影响定价。美国8月CPI环比上涨0.4%、同比上涨3.4%,汽油环比涨幅3.9%,贡献了当月总体涨幅的三分之一以上;核心CPI同比上涨2.4%。能源压力与更广泛价格趋势有所差异,美联储需要处理的也远不止政府融资成本。
9月14日,10年期实际国债收益率为2.60%,表明较高名义利率也有实际融资成本的支撑。名义与实际平价收益率相减约为2.37个百分点,只能作为通胀补偿的近似值,不能全部视为纯通胀预期。
财政修复的中期价值,可以用一组简化情景说明。以2026年末公众持有债务率100.6%为共同起点,假设此后十年总赤字率和名义增长保持固定、忽略其他融资调整:
| 年度总赤字率 | 名义GDP增速 | 十年后债务率 |
|---|---|---|
| 6% | 4% | 118.6% |
| 3% | 4% | 93.3% |
| 6% | 5% | 110.4% |
| 7% | 3% | 136.4% |
这组情景用于比较不同财政与增长组合,并非预测。“立即实现3%”只是测算假设;若分多年达标,过渡期增加的债务会使最终债务率更高。即使在3%赤字、4%名义增长的情景中,十年内名义债务仍增长约37%,只是相对经济总量的负担下降。
财政改善对利率的影响可能相当可观,但不宜机械套算。美联储相关历史研究对赤字率与长期利率关系的估计,大致为赤字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,对应15—25个基点的利率变化。按此作量级参照,持续改善3个百分点可能对应数十个基点;样本、期限、增长效果及市场提前定价不同,不能将其直接当作今天的10年期收益率目标。
融资成本降低也会反过来帮助预算。CBO在4月的敏感性分析中估计,若各期限利率持续比基线高0.1个百分点,2027—2036年累计赤字将增加约3790亿美元。较低利率同样有助于减轻预算负担,但节约要随旧债到期、以新利率续借逐步体现,无法立即作用于全部债务。
今后6—12个月,判断财政修复最有意义的证据,是国会能否形成有具体条款和可信评分的预算方案,以及剔除特殊因素后的基本赤字能否持续收窄。回购规模、单月收支和拍卖安排会影响交易,难以单独改变中期财政判断。
放到2027—2030年,如果增收与支出改革可信、经济仍能稳定增长,10—30年国债的风险补偿有望下降。如果财政收缩引发明显经济走弱,短中端降幅反而可能更大,曲线变陡也不必然意味着财政信誉恶化。若利率下降主要来自衰退,税收会减少,失业救济等支出会增加,财政余额还可能恶化。
二战后的历史说明,强行压低利率也有代价。美联储曾把短期国库券利率固定在0.375%,并对长期国债实行约2.5%的隐含上限,直到1951年财政部—美联储协议才结束这一安排。压低政府融资成本会限制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能力;若今天削弱货币信誉,投资者要求的长期风险补偿可能上升。
**贝森特的3%目标能否稳定美债,最终取决于美国能否让非利息收支逐步接近平衡,并以生产率增长和稳定通胀减轻债务负担。**当预算变化足以让投资者相信未来借款需求将持续减少,财政修复才会成为美债利率下行的可靠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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